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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鄭永年:資本的邏輯與精英的墮落

    2018-09-26來源:山東人事考試網

    山東考試信息網訊:最近一段時間,很多社會新聞都引發輿論對于“資本”的討論。

    今天交通部檢查組正式入駐滴滴,該公司CEO表態“沒有足夠的敬畏之心、警惕之心,喪失了安全紅線和底線的意識”,不知是否可以平息公眾此前對于該公司“拿錢買命”的批評;自如等房產中介公司以融資拿房的方式進入市場,引起房租大漲的同時,不斷爆出“甲醛房”的新聞。再往前,資本在醫療、教育、P2P等領域的快速擴張,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。

    對于市場來說,資本是效率和規模的助推器;對于社會來說,資本應當在增長的同時負擔怎樣的責任,整個國家社會應當建立何種監管約束機制,則是一系列社會熱點退去熱度之后應當考量的深層次問題。這關乎中國市場經濟未來的發展,也涉及整個社會的秩序構建。

    今天推薦一篇鄭永年教授對于這類問題的思考。微信號“IPP評論”授權刊發。俠客島略有刪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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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金錢原教旨

    馬克思當年刻畫了一個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,即一個徹底由資本主導的社會。在馬克思看來,這簡直是一個無惡不作的社會。馬克思因此不僅呼吁被資本統治和剝削的人們(無產階級)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,而且他本人還投入于當時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,風云一時。

    馬克思之后,由西歐發起的社會主義運動沿著兩條不同的路徑發展,一條是歐洲道路,一條是蘇俄道路。到今天,人們知道盡管這兩條道路都避免了馬克思所說的“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”,但結局是很不相同的。

    在歐洲,社會主義運動促成了資本主義的轉型,即從馬克思所說的原始資本主義開始向福利資本主義轉型。這個轉型當然是長期的,即使到現在還在進行。

    總體上來說,福利資本主義就是要在資本和社會利益之間達成一個平衡:一方面,國家利用資本發展生產力、創造財富,國家再通過稅收等政策為社會提供福利;另一方面,國家節制資本,防止資本作惡,尤其是在社會領域,包括醫療、教育和公共住房。福利社會因此也體現為規制型社會。當然,輔助歐洲資本轉型的還有其他很多要素,包括傳統宗教、公民社會、自稱為“第四權力”的媒體等。

    蘇俄道路則完全不一樣。這個模式假定資本的本質就是惡的,因此徹底消滅了私有資本,而實行國家資本。今天所說的“國家資本主義”是蘇俄創造的概念。不過,正如歷史所顯示的,這條道路沒有走得通,它沒有解決“如何有效創造財富來滿足人民需求”的問題。

    但人們沒有預期到的是,馬克思當年所說的“金錢原教旨主義”會在中國再生。馬克思批評西方政府只是資本的代理,即政府替資本管理國家事務;而在蘇俄模式下,盡管國家直接掌握了資本,但因為徹底消滅了市場,國家資本演變成計劃經濟。

    資本在今天中國的運作方式既非西方,也非蘇俄,而是在政府和資本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關系,這種特殊關系就造就了今天中國的社會形態。事實上,無論是個體還是企業組織,其語言、行為、未來的愿景中,得到張揚的往往是金錢,似乎除了金錢,社會一無所有。這可以說是典型的“金錢原教旨主義”。

    的確,馬克思還是對的。當金錢成為社會粘合劑的時候,這個社會的人們就要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了。從早年“血汗工廠”、奶粉事件到近來的疫苗事件、滴滴事件等,所有這些事件的發生似乎不可理喻,但卻是“金錢原教旨主義”的邏輯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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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資本異化

    在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中,各個社會角色之間的關系、各個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,甚至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為金錢關系,而社會各個層面的治理(企業和社會組織乃至國家)也主要使用貨幣方法,是一種可以量化的數字管理。

    從這個角度看,就并不難追溯近來頻頻發生的事件根源。企業通過理性計算,如果減去賠人命的錢之后其利潤還是極其豐厚,一些事情就還是會“無所顧忌”地去做。

    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的崛起,不僅表明資本出了問題,更表明政府的監管出了問題、社會本身的道德體系出了問題。或者說,各方面的因素導致了資本的全面“異化”。

    首先是政府監管權力出了問題。政府權力理論上說是公權力,就是為了大眾而存在的權力。在最基本的層面,政府權力的存在就是為了提供法律與秩序。但實際上,只要政府是“唯一”的監管者,那么監管就有無效的可能。

    這里更重要的是權力和資本的關聯,或者說政商關系。一方面,在權力面前,資本似乎什么都不是。各種事件爆發之后,一旦政府介入,最龐大的資本也得敗下陣來;但另一方面,當權力需要資本的時候,或者權力成為資本的堅強后盾的時候,資本所能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,也往往超越人們的想象。一旦權力縱容資本、為資本推波助瀾,就必然會導致資本的為所欲為。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民營資本,邏輯都是一樣的。

    不難理解,一旦權力需要資本的時候,資本就對權力構成了制約。企業出了事情,資本就能借助權力,輕易把事情搞掂。在上述案例中,在“危機”最終爆發之前,其實都早已經出現了各種“小危機”,而資本都能在保護傘下“化解”危機,因此等待著的只會是更大的危機。

    更值得探討的是,資本有著讓受害者二次受害的能力。每一次發生這樣的危機,資本必遭深刻譴責,而受害者得到最廣泛的同情;但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,譴責和同情過去之后,在一些情況下,同樣的場景仍會重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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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社會制約

    在很大程度上,“金錢原教旨主義”不僅是資本的邏輯,更是深入于人心、是整個社會的邏輯。錢能夠解決一切問題,用錢換生命,生命等于金錢,這是資本邏輯。深入些看,這不也是社會邏輯嗎?

    不管怎樣,出了那么多事,資本都能輕易用錢來搞定。對很多人來說,西方社會能夠花巨量的、納稅人的錢來為個體追求正義,是難以理解的事情。在很大程度上說,這種“正義”意識的缺失,是資本賴以為所欲為的社會心理基礎。

    這里就涉及資本、權力和社會三者的關系。理順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很不容易,發達的西方社會花費了200多年的時間,而大多發展中國家直到今天仍然面臨無窮問題。在西方民主化之前,資本和權力基本上是一體的,資本是權力的基礎,社會一直處于弱勢。但隨著民主化的推展,政治權力和資本分離開來,權力逐漸從資本的基礎轉移到社會基礎。在早期,社會力量主要表現為社會運動,但逐漸地,社會力量表現為選票。

    無論是福利制度還是監管(資本)制度,在西方都離不開民主。但是,西方“一人一票”制度走到今天已經走向另一個極端,造成精英之間互相否決,形成不了一個有效政府,從而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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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東亞社會在實現這三者之間的平衡方面則有不同的經驗。資本、權力和社會之所以能在東亞平衡,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直處于強勢地位的“政府”的功勞。

    這其中主要是因為儒家傳統的政治影響。在儒家傳統中,政治精英既是統治者,也是社會進步的責任承擔者。在經濟上,東亞社會政府的作用已經充分表現在“發展型政府”的概念上,就是說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,除了市場,政府發揮了較之西方大得多的作用。

    實際上,在社會權利甚至民主權利的實現上,政治精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。因此,人們也發現,東亞社會那些成功的民主化,大多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而實現的。

    日本在這方面很典型。自明治維新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,日本精英們問自己的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:我們夠“文明”了嗎?政治精英不僅自己求進步、求文明,而且努力把文明推及到普通老百姓。日本之后,其他東亞社會也基本上沿著這個路徑實現進步。

    反觀當下中國,情況似乎就沒這么樂觀。部分極端的資本精英、權力精英,有時“甘愿”自我墮落。這部分人不僅沒有能力引導社會的進步,甚至會利用社會弱勢的特征,犧牲社會利益,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

    在任何社會,就其本質而言,所有問題都是精英的問題。精英墮落了,這個社會就會變得極其無助。西方也一樣。在精英民主階段,精英之間能夠達到共識,經濟發展、制度建設、社會治理就很有效;但現在精英之間沒有共識了,大家就走向民粹主義,精英毫無責任可言,把所有責任都推給民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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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今日交通部檢查組正式入駐滴滴

    因為精英“責任擔當”的喪失,其不僅不能奉獻社會,反而變本加厲地向社會攫取,使得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,對自身、財富、安全感到如此巨大的不確定性。社會也逐漸見出隔離、焦慮等特征。在這個意義上,奶粉、疫苗和滴滴車等事件,給整個社會造成的陰影難以估量。

    不過,“故事”的走向也很明確:如果精英繼續我行我素,那么精英本身必然成為這種自私行為的犧牲品。這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一而再再而三證明了的。

    文/鄭永年 編輯/點蒼居士 公子無忌

    來源:山東人事考試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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